苗法》作为王安石变法的核心，却不是那么简单的……一部分人，也就是赵官家一开始的时候了，还有张浚，跟眼前的陈康伯一样，坚持认为，《青苗法》的失败是触及到了有产者的核心利益，引来了有产者和旧党的联盟，所以失败是纯粹政治上的失败。

眼下未必不能施行。

而与此同时，几乎每个老成的务实官员都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……吕好问、赵鼎、刘汲、李光，甚至包括如今职责在军事多些却又有着丰富地方执政经验的陈规，都坚决而明确的表达了态度，那就是《青苗法》的失败，跟法规本身是有直接关系。

《青苗法》本身就是不行的。

问题出在哪里呢？

道理越辩越明，在争论了许多次，做了许多笔记后，此时的赵玖早已经想明白了关键所在，并且渐渐改变了态度，然后与几位宰执在大略上达成了共识，或者大家说相互说服了对方——问题其实在于官僚体系。

而官僚体系与《青苗法》的失败关系又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。

首先，是皇权不下乡，作为皇权的延伸，执行法律的官僚体系真要是依法依规的话，是无法在乡间跟这些有产阶级对抗的，老百姓也更信任和服从这些寺庙、地主，而即便是在市井中，基层官吏也很难与经营多年的豪商抗衡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确系是反动势力太过强大。

然而与此同时，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，与寺观、地主、豪商相比，官僚末梢，或者说基层官吏恐怕才是这个时代最反动的一群人！

且不说什么一定要收现钱、可着三成的上限放贷等等等等，最可怕的是，他们在执行青苗贷的时候，常常会直接改为恶意摊派，更有一部分恶吏，这种政策和其他政策在他们手里没有任何区别，都只是自己用来兼并土地、讹诈钱财的手段而已……甚至，青苗贷用起来更方便，更具操作空间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