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只会用家乡土话，合肥方言大喊：“麻醉啊！”据说，判断一个人的母语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他打昏，在他昏迷中说的语言就是他的第一语言。

我于是知道，无论我的普通话学得多么标准，无论我的英语说得多么接近英国伦敦腔，我的母语还是合肥话。虽然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淡忘。

医生，带着亲切的微笑出现在我的床头。我对医生的情感，在那一刻升华到顶点。在我眼中，那个拥有阳光微笑的大男孩，也许年纪还没我大，也许才刚刚毕业，做实习医生而已，在站在我床头的那一刻，就如圣母玛利亚一般，头顶光环，怀揣解救我的十字架。

医生说，那就脊柱麻醉吧！

丈夫害怕地别过脸去。后来，丈夫跟我说，那个戳进脊椎的大针头，长到让他不敢相信是给人用的，就那么直直戳进我的背后，而我居然全然不感觉到痛。对我而言，这世界，再不会有任何疼痛超过孩子用头拱我的肚皮。那种痛，就好象是某人生生扯住我的胳膊咬下一块肉来。而可怕的是，每两分钟就咬一块。生完孩子，我就等于被凌迟过了。

脊椎麻醉过后的一分钟之内，我就沉沉睡去。

睡梦中，我很愉快地向敌人投降了，虽然知道马上就被拖出去枪毙。我想，我一定不是革命的义士，在危难时刻，我已经自我考验过了，没及格。在测试过自己的耐受力以后，我决定做一只缩头乌龟。

我把由茧变蛾的痛苦交给我的儿子独自承担。原本是我们一起经历的，但我作为一个成人，却首先放弃了，儿子将用他嫩嫩的头皮自己钻墙打洞。我在毫无痛楚的平静中流泪，空洞地替儿子喊加油的口号。

幸好儿子也不傻，他是天生享受型的。既然妈妈不努力，他也放弃了。

我们在静止中僵持了14个钟头以后，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，“剖腹产”。

麻醉师告诉我，麻醉的后果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