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变。

朝野内外，都在为丞相当政后作出的种种改变而寻找理论支撑。

包括丞相自己，也在寻求着思想理论上的基石。

于是，荀子、孟子的言论，被人从故纸堆里捡起来，擦了擦灰尘，重新用上。

就连吕不韦、尸子等人的典籍，也被人拿出来研究，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。

同时，天下文坛，也吹起了名为‘我注经义’的风潮来。

与从前的经义注我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。

所谓经义注我，乃是董子以来的风潮，讲的是用先贤，主要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精神来阐述‘我’或者天下的大义。

学者、文人，是尊奉先贤、崇尚先圣、先王的践行者。

而这‘我注经义’则不同，讲的是拿先贤、先王的经义，为我所用，随意裁减，合则合，不合则削。

简而意之，就是合我心意，合我道理的，才被承认，才被使用，不合的，则假装没有这些文字与经义。

此风自出现以来，迅速席卷天下诸子百家，彻底改变了汉家文坛和士林的风气。

各路牛鬼蛇神粉墨登场，而大儒鸿儒，更是因此纷纷开山立派。

短短数年间，天下学派就分了几百家。

而丞相乐见其成，鼓励甚至奖励大儒们自立门户。

根据永始二年丞相的‘兴学令’，举凡州郡，旦有学苑之立，只要门徒过百，便可申请立为县州之学，得到国家拨款。

更命各地州郡，考核和评定辖区学苑、私塾的等级，明其优劣。

更命在各州、郡，分别设置由国家建立和保障的州学、郡学两级学府。

以各大学苑、私塾，每岁考入州学、郡学的弟子数量，作为考核和评判其优劣等级的重要筹码。

而州学、郡学，则作为太学生的重要来源——经过考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