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说得不对，”比尔说。“我却认为裁缝走红运了。”

“一位做工非常精细的裁缝。绝不会相信我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”迈克说。“那时我每年付给他一百镑好让他安静点。这样他就不给我寄帐单了。我的破产对他是个巨大的打击。这事情紧接在勋章事件之后。他的来信口气可沉痛哩。”

“你怎么破产的？”比尔问。

“分两个阶段，”迈克说，“先是逐渐地，然后就突然破产了。”

“什么原因引起的？”

“朋友呗，”迈克说。“我有很多朋友。一帮酒肉朋友。后来我就也有了债主。或许比任何一个英国人的债主都要多。”

“你给他们说说在法院里遇到的事，”勃莱特说。

“我不记得了，”迈克说。“当时我有点醉了。”

“有点醉！”勃莱特大声说。“你都不省人事了！”

“异乎寻常的事，”迈克说。“前几天遇见一位过去的合伙人。要请我喝酒。”

“告诉他们你还有过博学的法律顾问呢，”勃莱特说。“不想说，”迈克说。“我博学的顾问也喝得酩酊大醉了。唉，这个话题太扫兴。我们到底去不去看放公牛出笼？”

“去吧。”

我们叫来侍者，会了钞，起身穿过市区。起先我同勃莱特一起走，可是罗伯特.科恩却上来挨在勃莱特另一侧。我们三人向前走去，经过阳台上挂着旗帜的市政厅，一直经过市场，走下那条直通阿尔加河大桥的陡峭的街道。有许多人步行着去看公牛，还有马车从山岗辚辚而下，跨过大桥，车夫、马匹和鞭子出现在街头行人之上。我们过了桥，拐上通向牛栏的大道。我们经过一家酒店，窗户里挂着一块招牌：上等葡萄酒，三十生丁一公升。

“等我们手头紧的时候去光顾吧，”勃莱特说。

我们走过酒店，一个女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