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问他哪个是真的：报纸上说的，还是他告诉你们的？”

“我们都去？”有一个民工问。

“那不成暴动了？警察会把我们关起来的。”

住在别的地方的民工这时也来了。他们把窗子、门口都堵得满满的。

“如果没超过二十个人示威，警察不会管的。”董丹说，“你就挑二十个人做代表。”

“我可不做什么代表。”一个中年民工说着，朝后退了—步。

“你们谁想做代表？”民工领袖问大家。

没人回答。

“别看我，我不是代表。”一个年轻民工说。

“我们跑去老板一定很生气，干脆就不付钱了。”一个上了年纪的民工说。

“如果他说是我们撕毁协议，不给钱了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那就找一个律师，上法院解决。”董丹说。

“找律师？那得花多少钱啊？”

“多了去了。”其中一个人说，“我有个亲戚就是打官司打穷了。”

“你们要找律师可别把我算进去，我连孩子的学费都缴不出来！”

“让别人把老板送上法院。我的钱还要留着当回家的旅费。”

“如果我们不得罪老板，还是有机会把钱要回来的，对不对？”民工领袖问董丹。

“我可不这么乐观。”董丹说。

“就是说怎么着钱都要不回来了？”

“你们不去闹就难了。”

“我们不想闹。”

“为什么不闹？那是你们自己的钱啊！妈的！”董丹说，他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下子他会变得这么愤怒。

“出了事你负责吗？”民工领袖问。

“能出什么事？”董丹瞪着他。

“谁知道？”他说，“什么事都可能出。如果老板被我们的抗议惹火了，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