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再造华夏，而如何处置漕运，是难度系数非常高的动作，需要全盘考虑。

在李肆看来，漕运的变迁，是农业社会“官办经济”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相抗相融的一个缩影。

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有所偏差，漕运并非是单纯的赋税，用途也不是只供应京城粮米。

满清官员对漕运成本有过模糊的研究，算上官民两面和所有人力物耗，从江南运一石米到京城，成本低则二十两，高则四十两。如果只为满足京城粮食所需，清时民间粮市已成规模，仅只是山东临清关，每年交易粮食就高达两千多万石，直接征银买粮，耗费远远低于漕运。

不管满清政斧如何看待漕运，漕运实际起到的作用，是以政斧把控的超大规模粮食流动，拉起了一条单纯而脆弱的经济链。

满清政斧居于这条经济链的上端，获得了数百万石可集中支配的粮食。粮食就是战略物资，所谓手里有粮，心头不慌。这些粮食用来供应京城旗人和官僚，用来跟常平仓配合平抑粮价，用来赈灾，用来供应战事所需。李肆前世历史里，满清以“截漕”的方式，灵活运用这项战略物资，国祚能绵延至二十世纪，也有漕运的一份功劳。

漕运经济链的中间环节，则牵着数百万人口的生计。这些人没有田地，以船运、纤夫、河工、码头装卸为业。他们不稳，天下难安。李肆前世，满清漕运自河改海之后，这些人口上岸，就脱离了满清政斧的掌控，扩散于城镇，成了黑帮会党的土壤。

人口之外则是资本，照满清官员的算法，每年大运河沿线的“GDP”高达八千万到两亿两白银，造就了一个大运河经济带。在漕运变迁，改河为海后，大运河经济带就衰落下来，宁波、上海、天津这一条海上漕运线却兴盛起来。

还因为海上漕运线的存在，清末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民族资本的中坚，还能依赖这一项“政斧订单”降低营运成本，跟外国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