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状况,英华并不比法兰西差,很多细节,包括社会救济、医药卫生等等领域还比法兰西先进。
但随着了解的深入,膨胀的自信又渐渐萎缩下来。此时的法兰西,全国人口也有两千万,最盛之时,可以动员出三十万大军和上百条战舰。殖民势力虽不如西班牙和不列颠,在非洲、印度和美洲却依旧占着庞大领地,可以举债数倍于国入的金钱,跟别国打上数年大战。以国力而论,英华还是差得太远了。
这样的认识,让工商和武人派更揣足了奋起之志,而文人也从刻意拔高的文化虚调中挣脱出来,开始冷静面对东西方的差异。跟孟德斯鸠、伏尔泰的沟通,已经让唐宋等人充分意识到东方学思上的不足。
“借由罗马公教千年延续下来的人心传承,他们这里另有大义,以他们耶稣之名,宣称人人平等,让我英华‘普天之下,人人皆一’这一说更为形象朴实。而我英华所倡的君宪,也跟不列颠人早前推翻恶政,跟国王所立宪章本质相近,只是双方更为平等,昔曰东林所倡虚君之说,在欧罗巴已成共识。”
宋既思维开放,满眼看的都是欧罗巴文明的善,由此的政治理念,也开始更多走向“宪”的一面。
“欧人所提之‘法’,比之我华夏之法更为坚实,我听孟德斯鸠说,在这法兰西,法还可由国王、贵族和官员多艹弄,但在荷兰、不列颠等地,法则已不握于权贵之手,小民也能借法护权,借法争利。而议院、会议,比之我英华的公局更有权柄,竟可与君王相抗。”
唐孙镐对政治上层建筑看得更细,由此也觉得英华所推的乡绅公议还能大有作为。
李方膺却不满地道:“贵贱相一,墨家早有所言,后人无续而已。公议限君,周公早已有定制,宋明更有所及,只是没有明面规制,及于国体。尔等先被欧罗巴洋婆子给吞了男根,现在又要被吞了心根么?”
被骂作崇洋媚外的唐宋两